日前，本网收到河北昌黎张兆椿先生给我们发来的邮件，邮件里详细介绍了他所主编的《河北昌黎张氏家谱》的情况，其中不仅有描述家谱编修历程的两篇文章，还有数百幅照片。下面摘录如下，希望能为大家寻谱带去帮助。

如果有需要的朋友，可以直接联系我们工作人员，QQ：2350068798。如有寻谱寻根需要，我们工作人员会将张兆椿的联系方式告知您。这里为保护张先生的隐私，不公开张兆椿先生的电话。

下面是该谱的一组内文照片：

河北昌黎张氏家族简史

张景贤 张通祖 张兆椿

据旧谱记载，昌黎张氏家族的祖先系福建霞浦县人，于明朝永乐年间迁居到昌黎。据传在燕王扫北时，先祖张武公，扶佐燕王有功，被封为侯爵，对此史书曾有记载：“……张武等八人封为列侯，并被明成祖赐“汤沐之地（领地）”于昌黎赤崖。据此可知，张武公为张家在昌黎的第一代世祖。

张氏家族传至明朝中葉八代世祖张国祥公时，发生一些变故。张国祥在四五岁时，父母双亡，由庶母王玉如抚养照顾。因这一股家业较大，近族有些人欲夺家产，竟想先将王玉如卖掉，然后再谋害年幼的国祥。此计谋被婢女告发，庶母王玉如当机立断，将房屋土地赠与族人，仅带一个儿童玩具“哗螂棒儿"，内装些珍宝，携国祥连夜逃到昌黎东花园，国祥外祖母齐家躲避。后又在古塔寺附近租房，靠纺织洗衣度日。

王玉如很重视对国祥的教育，当他到了读书年龄时，即送到古塔寺读私塾。那时每逢初一、十五县官要拜庙；有一次县官孟公来古塔寺拜庙，听到有读书声，走进去看到衣着粗劣的国祥正蹲在地上，一边用手在地上写字，一边背诵诗文，非常认真。县令向国祥问了一些学问，国祥回答流畅，继而问了家庭情况。孟公说：“你回家和你母亲说，这里的先生已教不了你啦！你很有天份，从明天起就到县衙来和我儿子一起读书吧！由我来教你！”此人就是在昌黎连任三届县知事的孟秋（山东茌平县人）。经庶母同意，国祥做了孟公子九年的陪读，受益非浅。后来他考取功名被授甘肃渭源县知县。他在任期间，亦效法孟公，教了几位好学生，得到当地民众的敬爱。他的门生陈大誥后来为他绘了一幅“国祥公行乐图”，以为纪念。解放前此图每到旧年，挂在张氏家庙西墙上。

孟秋为政清廉，他离任时，将他的俸禄全部给了县民，这样全县民众可以三年不纳粮。为感激他的恩德，县民在西关路北修建了孟公祠堂，以为纪念。孟公政绩在县志及《永平府志》均有记载。国祥为感其恩，每年农历十二月廿六日孟公生日那天，都要为他上“生猪祭”。后来张家还为孟公祠置了祭田，所得租费除供祭祀外，还用于祠堂修缮。

据《昌黎县志》记载，国祥庶母王氏系上元县主薄张昴侧室。张昴卒于任，王氏年仅19岁。王氏痛夫亡，携孤扶枢还里，苦节自守，族人欲夺其志，王氏自缢至再，七日不饮食。族人知不可夺，乃止。后王氏将所居房屋数间，地数亩，尽遗于族人，以避其凌逼。抚国祥移居城里后，依嫡齐氏之姨，赁屋而居。后国祥成名，且以贡出仕,有政声。王氏年七十卒，受封为太孺人。

八世张国祥公，从渭源县卸任后，返回昌黎。他并未向赤崖家族人索取家产，而在城内西街新盖了一所住宅，至今约四百余年。到清朝初年，第十世（代）张元复公,书字俱佳，昌黎城东小东山庙里东墙上有一块镶在墙里的石碑，就是他所亲笔书写的。至清代嘉庆、道光年间，十五世（代）张子建公兄弟二人，子建为兄住于西街老宅，称“西厚记”；其弟住于东街，称“东厚记”，子勵公善于营谋，开了很多买卖（烧锅、当铺），在经济上有很大发展。两家各生五子，在东西街建置了很多房产，几乎各占两街之半。“东厚记”的二儿子张熙瑞曾两任县知事（第二任在山东省乐陵县）。他在任考核时，名列上上，在昌黎西街中间路北门楼里悬挂的“考上上”白底黑字大匾就是给他挂的。

1900年，八国联军进北京，俄国侵略军进犯昌黎。当时县官逃跑，俄军勒索百姓大受塗炭。群众便推举熙瑞公之弟，出任支应局总办。他请到一位曾在俄国当过华工的族人为翻译，向俄军交涉，答应负责供应，俄军即不再骚扰百姓。供应费用立布账目，需款由他暂垫，县民遂得以安生。俄军去后，县民曾送匾额，以表其功。

十五世（代）张子建，子勵公兄弟二人去世后，两户十子分家而居，并修建了“张氏家祠”。当时人们称为张家十大股，声势显赫。除第九、十股后人因不事生产，不会经营，家道败落外，其他八股长能继承先业，过着富裕生活。

“西厚记”的二股（十六世）张胜亭公，曾任道台、知府。他的长孙张念祖中举后，又毕业于京师法政大学法律系，曾任北洋法政大学法律及国文教授等职，很有学问。次孙张法祖，毕业于京师财经大学，曾任昌黎县政府主任秘书、教育科长，代理过县长等职。三孙张绥祖（字朵山），系美国麻省洛威尔工科大学纺织印染系毕业，获硕士学位。曾任国立东北大学、国立北平大学工学院、国立西北工学院、天津北洋大学及天津大学纺织工学院等高等院校教授，是我国纺织教育奠基人之一。可见《中国近代纺织史》、《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》。

第三股张起亭公的次子张炳勋曾在山东省作官。四子张炳麟曾在福建省作官，他在闽时，曾专程去福建霞浦县寻根访祖，霞浦县张家族人知道昌黎县有一分支，但其辈数因家谱失修，已排不上来，只知昌黎这一支辈份高。

第四股张萼亭公，曾任广东省大石桥知县，后人分散各地，均无联系。

第五般张云亭公，品学兼优，待人宽厚。自己不懂经商，但知人善任，因而在经营上有很大发展，从昌黎至辽宁等地，开设了带“福”字的大小商号百余家（如糕點、杂货、当铺）。此时为张氏家族在昌黎发展的鼎盛时期，成为昌黎的首户。

家中虽然富裕，生活仍然继承祖先的勤俭传家传统，衣食平常，每餐除给老人炒些菜外，其他家人仍是熬粥拌莱度日。云亭公为人正直，憎恨吃、喝、嫖、赌、吸鸦片。经商每年收入甚丰，除自家留用外，大多周济有困难的亲友、乡里。倘有天灾人祸（如荒年、“庚子之乱”），对乡亲总要周济。他是全县皆知的慈善家。信奉佛教，县内庙堂失修，他就出资修缮，如五峰山韩文公祠、城内北街真武宫、北山蔡树洼的道士庙院等。他还在城内西南角修建“奎星楼”，地址在孔庙圣人殿旁。

云亭公对子女教育也极重视，不惜重金聘请博学多才的教师，每日款待厚丰，超过自己生活水平。他生三子，长子早亡，次子张仁波，先拔贡后中举，诗文写作俱佳，在昌黎城乡各地均有他的字迹（如碑石等）。他中举后在京任户部主事，直至民国成立。其三子张禹九考取了秀才。满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，提倡办学堂后，他被选录北洋政法大学绅士班法律系，并以优秀成绩毕业。

在当时的社会来说，张禹九是一位力倡维新，追逐潮流的人物。他对当时满清政府的腐败及外夷侵略非常义愤，认识到想要强国兴邦，必须推翻封建统治。所以早年即参加了革命党，与国民党元老张继关系甚密。他倡导维新，先从自家做起，首先剪掉封建色彩的辫子，不许女儿缠足，婆媳平等，子女同样读书。窃国大盗袁世凯篡夺革命成果后，张继南下广州。禹九公认识到要富国强民，必须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，只有办教育、学科学才行。因而，此后他走上教育救国的道路。当我们的祖父张云亭去世后，他就用自己分得的财产，兴办了“张氏族立两等学堂”（即小学四年，高小二年），地址在昌黎西街路北的临淮祠西隔壁。花巨款购置新式教学设备、仪器及图书（文革中均被抄毁），至今仅遗留一本破旧了的日本出版的历史地图（《支那疆城革图》，明治八年出版），可作纪念。当时以高薪聘请有学间的教师，发给学生书籍，笔墨用具；每年冬季还给每个学生做一件羊皮上衣。 此校为昌黎第一所新学堂。在创办新学堂上，他与当时天津南开的张伯苓先生和丰润县的卢木斋先生齐名。解放后，铁道部副部长石志仁先生就是此校毕业生。为办这个学校，每年耗费巨资，数年后家中田产仅剩下二十亩，实在无力维持，最后才将学校交给县政府接办，自己去济南盐运使署当秘书。他对自己的子孙教育，仍不遗余力，本着“忠厚传家”、“诗书继世”的传统精神，以确保“书香门第”家风。他的子孙男女中有十九人是大学本科与专科毕业生。他的思想一向能接受新鲜事物，反对封建保守。 （李大钊与家人念祖曾有交往，过去曾为其存放书籍）。解放后也能理解革命意义，相信政府，并主动将我家祖传宝物，价值连城的“明代景泰蓝出戟大花觚”无偿献给国家，得到国家嘉奖奖状（解放前曾有人以北京两条胡同的代价换取此物）。现陈列在北京故宫博物院，为此类珍品中最大者之一。另外还能响应国家领导人号召火葬，59年去世后，最早火葬。

总之，到张家第十八、十九世（代）子建公后代的子孙男女，大都属于知识分子，在国内外大学本科毕业者积约占70％，专科及中学毕业者，可达30％，现均分别在各省市及美国、加拿大等地工作。

以上就是我们回忆及访问亲友和参考部分旧家谱、家史得知的简单情况。

（原载《昌黎文史资料选辑》第3辑第133～137页）

注：   2012年5月20日张兆椿又作了补充订正

昌黎县张氏家谱修谱过程

张兆椿

大约八十年代，同辈兆榆兄（张奉祖之子）落实政策，分得北京古城地区住房。当时他刚刚退休，兆榆邀请叔伯兄弟等同辈到家一聚。言谈中，议论家族事，说：“我们都老了，家里的一些老事晚辈们都不得而知，我们写点东西留给后人有必要”。均出书香，写些东西不成问题。我从兆栩大哥口中知道此事（当时我未退休）。出于兴趣和曾搞过資料工作，即着手收集材料，向家人了解情况。（原来张慰祖伯父曾有旧谱，文革中已销毁）那时，我先从在天津的家人开始，由近向远辈，推写名谱。当时，从尔鳌兄处得到一份他入党前，找我伯父张慰祖，询问家族情况，伯父用天津百货大楼一张包装纸，给他写的一个近五代人名字谱表。我得到后，即以此开始拜访知情家人或发信寻问。随着进展，又从兆杉兄处得知。他将母亲骨灰送回老家时，在族人张汉武叔（当时负责街道工作）家中见到一本旧家谱（被撕去了几页）。我知道后，喜出望外，如获至宝，立即与其联系。得知，此谱已被他们较近家人张云锄（在京）借去复印。我又去京，与兆栩兄找到了张云锄叔，又得知因旧谱年久，纸残无法实现复印，即将之返还，因此我未能借到旧谱。

1987年，单位组织北戴河疗养，我有幸参加。返津途中在老家下车。离别故乡41年后（1946年父亲在津工作，我随母到津居住）首次返乡，看望家人。并找到不曾相识的张汉武叔，借到家谱。返津后动手抄写，还将人名字一代代排出塔形谱表，二十代近一米长。以此开始进行续谱工作。

因年幼时对家谱事知之甚少，也未曾见过，所以只有向现存长辈询问。九叔、十叔、谷德秀四婶以及和同辈年长的尔华二姐（在津，今年已过百岁）等，他们都提供了不少情况。线索一层层向外扩展，达到，把所能联系上的族人，了解到的族人均写入谱中。八十年代初，两岸通邮后，又与台北的七叔联系上，也获得一些在大陆以外家人情况的材料。

1917年版旧谱为封建年代产物，女性不入谱。我续谱时将女性家人亦写入其中，更显示现代的男女平等。在收集个人资料时，除将津、京、昌之外，大陆上外地及远在加拿大、美国等地家人、台湾家人亦尽量收集到，以达到尽量完善。

1988年七叔矩祖由长子兴国陪同来大陆，得知我在做此工作，很支持。后来，兴国来津（与我同龄，在台经商，多次来大陆）他见过续谱草稿叫我整理后寄台。（大陆印刷无繁体字），寄台后在台排版。1993年，七叔86岁高龄（七婶故去不久），在身体欠佳的情况下，自己乘飞机携版样经日本来京（那时，其四子美籍定国弟正在北京，为美国摩托罗拉北京总部负责装修设计）。七叔到京后，即通知我前去北京校对版样，我即前往校核。

七叔返台后令兴国付逐出版。印出来后，邮寄给我，由我分发家人。我和一些家人看过新印家谱后，发现其中存在不少错误，有名字错误、辈份错误、文字错误、内容缺失等。作为史料，不可有误！在修改补正中，我又收到一封老家族人张锦城来信，对我修谱事提出看法，并指出不当之处。我才得知尚有一位是我祖父辈之族人的存在。而且他手中还有一本较完整的旧谱，我非常高兴，即与他取得联系。2007年，我回老家专门上门拜访，得到热情接待，并将这本旧谱借我，我返津后即刻翻拍，并通过电脑处理后，（我爱好照像，刚买电脑，是为了对数码照片做后期处理）将原续谱缺少的九页做了补充。随即，我下决心学习电脑打字、图片处理等方法（不会拼音、只能靠字典找字符，并用一指打字符，至今如此）。经过一年时间，逐步核实、修改、补充后，于2010年交图片部门出版。我还在不断收集有关資料，如：通过周恩来、邓颖超纪念馆馆长，我的同学王绪周与故宫博物院院长联系，得到祖父1954年捐献给故宫博物院，祖传《明代景泰蓝出戟大花觚》的照片，使张家后人能目睹祖宗留下来的遗物。（文革中奖状丢失，当时也无照片）还在搜集伯父张朵山（绥祖）在南开中学、伯父昭祖在南中学与周恩来同宿舍的情况，以及念祖伯父在津法政学堂学习和任教的材料等。

我在工厂工作，于1996年在工厂破产前退休（工作38年）。妻子也是退出市场工厂的工人，我们收入都很微薄，多年来为做此事，全是靠节俭生活，购置设备，并投入不少精力心血和金钱。对此，兄嫂姐弟妹们都很受感动。他们研究决定从北京、保定来津，为我过70岁生日，他们都已是80多岁高龄老人啦。这也算是对我多年来做续谱工作之辛苦的褒奖，令我十分感动。这次修改补充“昌黎张氏家谱”的2010版，就是在他们给予大力资助下，能得以出版的。我在古稀之年（74岁）能为张氏族人留下一份宝贵史料，并得到家人认可。虽然付出十几年心血、資金，但心里却很是欣慰。

尤其值得感谢十叔通祖。十叔具有超人记忆能力和细緻流畅的文笔。谱中绝大部分补充内容，是根据他所叙述书写的，我只做了编辑整理。十叔一生坎坷。在身体重病时，仍，呕心沥血，全身心投入对我续谱工作的支持。最后在兆梅大姐要求下，靠少年时，听到老人们讲述事情的记忆，写出了“家族兴衰简史”。这是一份对后人有警示作用和重要价值的史料。遗憾的是，十叔未能见到续写新谱的出版。

还要感谢，我伯父张慰祖的金籣兄长，彭靈千伯父之子彭希刚兄，他在台北，受七叔之托，为我们家谱，核对润笔，书写后记，使续谱更完美。他虽已作古，但仍令我永远铭记在心。